OB体育官方在2004年1月至2007年4月间，朱丹英等以走私方式，将24962块高档手表批发至全国各地，或直接低价零售，甚至供货给大型商场的名表专柜

　　杭州海关提供的最新数据表明，2007年上半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口的高档手表1万块，而同一时期流入市场的“走私名表”却达2万~2.5万块，是正常进口手表量的2倍。随着钟表走私的集团化和网络化，走私名表正在国内疯狂蔓延。

　　牟哲理在2003年注册了台州亨达利名表城有限公司(下称“台州亨达利”)，从事钟表、眼镜批发、零售，并标榜“诚信为本、以质量取胜”。“这家钟表行基本垄断了台州名表市场供应，既在高档商场开设名表专柜，又在路桥商业城拥有数个铺位。”台州海关缉私局侦查员说。

　　走私发家的牟哲理曾想“金盆洗手”，并取得“劳力士”品牌的台州地区唯一授权代理商，不料东窗事发。牟哲理被捕后称，“业内很多人都是这么在做的，你如果不做，价格下不来，根本就竞争不过别人，生存不下去”。

　　涉案的不仅仅是牟哲理，还有钟表贸易集中地义乌的三家钟表行，分别是开太钟表有限公司、浩亮钟表有限公司、亨得利钟表有限公司，其中朱丹英、朱剑峰姐弟控制着后两家。

　　今年1月10日和14日， 33岁的义乌人朱丹英和她的弟弟朱剑峰分别站在金华市中级法院的法庭上接受审判，他们被控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据检方指控，上述两案共涉及三名被告人，共偷逃税款4580多万元，其中朱氏姐弟就高达3500多万元。目前，金华中级法院还没有对朱丹英等人作出判决，法院称案情复杂，将继续审理。

　　“震惊！不可思议！”义乌钟表行业协会秘书长麻胜勇在电话中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从报纸上看到朱剑峰等人的走私案曝光后，非常惊讶。“事发前我们并不知道他在做走私表的生意，义乌作为全国的一个小商品流动窗口，主要是做钟表出口贸易，像‘罗西尼’、‘依波’、‘飞亚达’等国产品牌手表在义乌都设有代理经销商。”麻胜勇说。

　　隶属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信息中心的《小商品世界报》在2005年5月的报道称：“专业从事贸易的浩亮钟表有限公司，则早在1994年时就开始了‘品牌经营’。如今，该公司代理的品牌产品多达10余个，其中包括欧米茄等国外知名品牌，并在国内一些大中城市的大型商场内开设了品牌钟表专柜。”

　　据起诉书指控，在2004年1月至2007年4月间，朱丹英等以上述“代理”方式，将24962块高档手表批发至全国各地，或直接低价零售，甚至供货给大型商场的名表专柜。

　　麻胜勇说：“朱剑峰等人原来就是代理国内二三线的品牌手表，正常代理利润一般是该款手表成交价的20%。”

　　但是，正常的利润根本无法跟走私钟表的利润相比。按照现行的税制规定，我国包括高档手表在内的奢侈品进口环节税包括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2005年1月，进口机械表关税下调至11%。

　　消费税是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时设置的税种。2006年4月，国家对消费税进行一次较大范围的调整，消费税税目由原来的11个调整为14个，高档手表被划到收入分配调节类的消费口开始征收20%税率的消费税，成为此次调整中税率最高的一个税目。

　　此外加上增值税等其他税种，进口环节的总税额达到了成交价的66%。如果成功走私一块从香港供应商手中以8.23万港元成交的“欧米茄”指针式手表，仅偷逃税款一项理论上就可获益2.7万元，消费税调整后，走私分子的收益更上升到5.4万元。

　　另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其手表进价往往低于正常进口价格二成左右，即“地区大户”以名表全球统一零售价格的40%“拿货”，而国内正规品牌代理商的进价则是零售价的60%。

　　也就是说，“地区大户”走私进口手表可“节省”下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以及名表零售价20%左右的价款，仍以前述“欧米茄”为例，此表的商场零售价可达18万~20万。如按照最高零售价出售可以获利近10倍。

　　朱丹英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大户”，仅2007年前4个月就涉嫌走私手表货值2500多万元，涉嫌偷逃税款800多万。据杭州海关缉私局侦查员介绍，“这样的‘地区大户’除了本案中查处的浙江的4家，北京、湖北、辽宁等地也都存在。”

　　去年4月23日，在海关总署缉私局的布置下，专案组在台州、义乌、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开展抓捕行动，15名走私链上的各路角色相继落网。来自杭州海关的数据显示，在最近两年时间里，义乌、台州的四家涉案钟表公司疯狂走私高档手表多达35000多块，价值2.24亿元。

　　据金华海关调查，“地区”大户走私的路线非常多，而且各条走私线路独立，即使断了一条，其他的也不受影响。在这个走私链中，有专门负责从香港带货的“水客”，有专门在广东负责接货并向境内发货的“分拨中心”，还有专门负责转移货款的“”。

　　据起诉书指控，在2004年1月至2006年12月间，朱剑峰多次与香港华港贸易公司(下称“华港公司”)商定购买“欧米茄”、“浪琴”、“梅花”、“雷达”、“天梭”、“帝陀”等型号手表，走私入境。

　　华港公司是这个走私链的最上端——香港供货商。通常情况下，由华港公司将手表交给香港“水客”陈垂条、陈垂补两兄弟。陈氏兄弟以“游客”身份，频繁出入于香港、广州之间，将手表交至广州的秦凯生处。陈垂条说：“就是放在包里带进来，一次几十块。”

　　这类手法被称之为“蚂蚁搬家”，指走私分子采用少数量、多批次的方式进行走私。“水客”们往往将水货捆绑在身上，手法更隐蔽，查获的难度更大，这种活动在珠江口、深圳、拱北等重点口岸频繁发生。

　　据陈垂条交代，他们总计带出了3200余块手表。“带1块手表13块钱。”手表带到广州后，又由秦凯生通过邮政快递或顺丰速运的形式发送至朱丹英姐弟或其他钟表行。

　　这是一条完整的走私线路图——“香港-水客-广东分拨中心-地区大户-境内销售”，境内的分拨中心除广州外，还有东莞及深圳两处，并形成了以“地区大户”为核心的地方性网络。即由“地区大户”联系走私手表入境，然后以批发或零售的方式销往各地。

　　无业男子莫沃光是活跃在东莞这条线上的“水客”。他利用哥哥及好友姚某为“粤港直通车”司机这一便利条件，将义乌朱氏姐弟等向香港天龙钟表有限公司等名表供应商购买的手表，夹藏在车辆驾驶座上方的空格内，逃避了海关监管，走私入境。

　　“粤港直通车”一般上午9点从香港开出，中午12点到达东莞，当天下午1点左右莫将这些手表分别邮寄往台州、金华。据莫沃光交代：“一个月寄多少不好说，三四次或四五次的情况都有。”莫则收取手表价值1.5%。的“水客费”。

　　“香港—深圳—义乌”这条线路相对简单，香港天龙钟表有限公司接到商购订单后，老板杨自顺亲自安排人员通过随身藏匿等方式将手表从深圳海关入境，交到无业女子文丽云处，并由其负责将上述手表通过顺丰速运发送给朱丹英等人。

　　据起诉书指控，每笔交易结束后，朱丹英等人将货款寄到杨自顺指定的陈源日、苏俊武等境内个人账户上，然后通过转移出境。据杭州海关统计，这样的结算账户多达30余个，而且不断变换，开户银行囊括了境内主要银行。

　　起诉书披露的数据显示：2004年1月至2007年4月间，香港华港贸易公司、香港大光明公司、香港天龙钟表有限公司及香港永基有限公司等钟表行向朱氏姐弟共发送各类手表共计24962块。

　　巨大的利润促使走私者铤而走险。“就我们目前的了解，派克钢笔等个人奢侈品也已形成类似名表的走私网络。”金华海关缉私分局情报科科长应剑锋分析说。

　　杭州海关缉私局侦查员向记者表示，目前奢侈品走私犯罪手法日益隐蔽，集团化和网络化日益明显，并且有向奢侈品全行业蔓延的趁势。

　　内地高档手表市场基本上被国外的几个品牌把持，但这些国际品牌在内地是没有批发销售的。以瑞士品牌为例，厂家一般选择香港地区作为其在亚太地区的总部，“劳力士”有三条生产线，其中一条专供亚太市场，后为了防止走私及冒牌生产，这条生产线被总部收回。

　　杭州市一家手表经销商表示，名表生产厂商通常会在香港设立亚太地区管理中心，再通过香港在内地寻找代理商，国内总代理只有一个，二级代理商又往往集中在直辖市、省会城市等大城市，像台州、金华等有奢侈品消费需求的内地二线城市则根本没有正规的销售渠道。二级代理商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有些代理商因此随意发展“下线”，这些“下线”在市场冲击下很容易就与走私者妥协。

　　此外，消费需求与供应之间的另一个矛盾则集中在手表的型号、款式上面。据了解，“劳力士”、“卡地亚”、“欧米茄”、“伯爵”、“江诗丹顿”等品牌名表有相当部分款式并没有引进内地销售。看中了这些款式名表的人，除了去香港购买，往往只好“惠顾”走私货。

　　另一个问题是，行业内的激烈竞争使得香港十余家大型钟表商行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走私，其中不乏名表授权代理商。犯罪嫌疑人之一香港天龙钟表公司的杨自顺称，不少瑞士名表的生产厂商在授权给经销商时，往往会限定手表的销售范围，而这个范围又常常不包括内地市场。“香港做手表生意的人很多，竞争很激烈，内地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谁能不眼红？”

　　于是，需要大量“进货”的“内地销售大户”与愿意以较低价格敲开内地市场的“香港供货商”很快达成默契，走私的路径由此成形。（孙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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